評價一位干部，老百姓常說一句話：“金杯銀杯不如百姓的口碑”。這口碑里裝著的，是一個人的政績；而如何理解和踐行這句話，則可映射出一個人的政績觀。

　　當前，全黨正在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，我們有必要思考：政績?yōu)檎l而樹？樹什么樣的政績？靠什么樹政績？

　　這是黨員干部的一堂必修課，也是一道關乎初心使命的時代考題，更是一場關乎我們黨治國理政“魂脈”與“根脈”的深刻文化自覺。

　　(一)有了正確政績觀，才能做出好政績 

　　聊政績觀之前，我們得先弄明白，究竟什么是“政治”？

　　西方的政治學喜歡做切割，把政治拆成制度、文化、利益集團等等。但在中國人的思維里，政治是一張復雜的、活生生的網(wǎng)，是“政通人和”的總體狀態(tài)。

　　中國近現(xiàn)代有位政治學家叫浦薛鳳，他提出過一個很有意思的“政治五因素論”：觀察政治，要看五個要素——政治現(xiàn)象、政治人物、政治觀念、政治制度、政治勢力。

　　這個框架放在今天同樣適用，它告訴我們，看政治不能只看冰冷的條文(制度)，還得看有血有肉的人(人物)，看人心向背的風氣(勢力)，看腦子里的想法(觀念)，看面臨的客觀實際(現(xiàn)象)。

　　這個框架妙就妙在，它點破了中國政治的真相：紙面上的制度寫得再好，如果運行制度的“人”壞了，彌漫在官場的“風氣”歪了，再好的經(jīng)也能念歪。

　　而這正是我們今天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必要所在。

　　(二)魂脈引領：在科學指引中樹立正確政績觀 

　　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出，資本主義國家無論包裝得多精美，本質上依然是“以資本為中心”的機器。它的政績，是資本的增殖率；它的邏輯，是剩余價值的最大化。

　　而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理論的“魂”，恰恰在于一次根本性的顛覆：馬克思主義講服務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，中華文明傳統(tǒng)講“民為邦本”。兩者結合的結果就是：政績看老百姓的炕頭、戶頭、心頭和眉頭。那些解決了群眾急難愁盼的小事，有時候比大廣場、大馬路更能溫暖人心。

　　這就是正確政績觀的第一個硬指標：政績必須是為人民服務的政績。

　　認清了“為誰而做”以后，我們又要思考“怎么做好”，通過對經(jīng)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關系的論述，馬克思給了我們衡量政績觀的第二把尺子：要深入、長遠地看問題。

　　政績不能只看GDP的物理高度，還得看政治生態(tài)的健康度和意識形態(tài)的安全度。有的地方，經(jīng)濟指標上去了，但環(huán)境污染了，社會矛盾激化了，干部隊伍爛掉了。用馬克思主義的眼光看，這叫“上層建筑”對“經(jīng)濟基礎”的劇烈反噬，是典型的負政績。因為發(fā)展的根基被刨了，把未來的路堵死了。

　　中國自古講究“六合同風，九州共貫”，也講求“身在兵位，胸為帥謀”。不能為了局部利益損害全局利益，不能為了短期利益損害長遠利益。發(fā)展不能走樣，算賬要算大賬、總賬、長遠賬。哪怕短期增速慢一點，只要能為子孫后代攢下綠水青山、留下霽月光風，那就是共產黨人最大的政績。

　　中華文明五千余年連綿不絕，靠的不是急功近利，而是“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”的韌性。計利當計天下利，求名應求萬世名。我們這一代人的政績，要經(jīng)得起歷史的檢驗。多做一些打基礎、利長遠的事，多算“子孫賬”，少算“眼前利”，這才是共產黨人應有的歷史擔當。

　　(三)根脈傳承：用“浩然正氣”踐行正確政績觀 

　　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給予我們看待政績的“方法”和“慧眼”，那么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則給了我們滋養(yǎng)政績的“土壤”和“水源”。

　　翻開中國幾千年歷史，關于政績的討論從未停歇。先秦諸子雖立場有別、主張各異，但在為政者應當追求什么樣的政績這一問題上，卻呈現(xiàn)出某種深刻的共識。

　　儒家講“為政以德”，把教化人心、移風易俗視為政績觀的最高境界。孔子說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”，強調執(zhí)政者自身的德行是取得政績的根本?！渡袝防锬蔷洹懊裎┌畋?，本固邦寧”，更是把老百姓的安居樂業(yè)當作評判政治好壞的根本標尺。

　　法家則主張用制度說話，《管子》提出“使法量功，不自度也”，主張以律法為準繩衡量官員功績，將政績評價納入制度化的軌道，進而防范人性弱點。

　　道家看似主張“無為”，老子說“我無為，而民自化”，其實反對的是瞎折騰、亂作為，追求的是不擾民、不傷民的真政績。

　　三家思想殊途同歸，都指向一個樸素的真理：好政治就是要讓老百姓得實惠。這就引出了一個有意思的話題：保證好政治落地，到底是靠制度還是靠人？

　　中國古代對此有深刻的辯證思考。在制度層面，歷朝歷代建立了一整套官員考核機制。從傳說中的舜帝“三載考績”，到秦漢的“上計”制度，再到唐代細密的“四善二十七最”考課法，不可謂不完善。這些制度設計的初衷，用歷史學家錢穆先生的話說，無非兩條：一是讓有德有才的人進入體制，二是讓他們掌權后不至于胡作非為。

　　然而，制度再好，終究是紙面上的規(guī)矩。歷史反復證明，沒有一批心系百姓、敢于擔當?shù)墓賳T，再漂亮的制度也會淪為擺設。

　　北宋王安石變法，條例不可謂不細密，但推行過程中走樣變形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執(zhí)行者的素質參差不齊。

　　正因如此，中國傳統(tǒng)政治智慧格外看重“治人”——也就是官員自身素養(yǎng)。再好的“治法”，也得靠“治人”去落實。

　　這就體現(xiàn)出一個好官的重要性。這一點，在歷代名臣身上體現(xiàn)得淋漓盡致。

　　北宋范仲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公元1034年，蘇州遭遇嚴重水患，知州范仲淹沒有坐在衙門里發(fā)號施令，而是親赴一線，帶領百姓疏浚河渠、修筑堤壩，緩解水患。他還捐出自家的宅基地興辦府學，說：“我一家富貴，不如讓天下學子都有讀書的地方?！庇腥讼訉W校建得太大，他卻說：“只怕將來還會嫌小呢?！比缃袂暌堰^，蘇州百姓記住他的，不是做過什么大官，而是興水利、辦學校、建義莊這三件實事。

　　北宋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文學家王安石，于27歲出任鄞縣知縣，圍繞改善民生推行施政，他在鄞縣大力推行的興修水利、貸谷與民、整頓鄉(xiāng)里、辦學興教等舉措，為當?shù)匕傩兆隽撕芏鄬嵤?，千年以來深受鄞縣民眾愛戴。他在鄞縣的施政經(jīng)驗，后來也成為熙寧變法的序曲。

　　還有許多良吏名臣的事跡，被鄭重記錄在歷代正史的《循吏傳》或《良吏傳》中。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首開《循吏列傳》，此后兩千年間，大多數(shù)正史相沿不改，共記載了五百多位清官廉吏的生平事跡。這部長長的“榮譽榜”，既是歷史對他們的最高褒獎，也是后世為官者的鮮活教材。

　　此外，中國古代有專門匯集名臣奏議、事跡、言行之類的政書，這些皇皇巨著均為古人“賢能主治”觀的生動體現(xiàn)。

　　如明代黃淮、楊士奇等編纂的《歷代名臣奏議》，匯集歷代名臣向當朝帝王的進言共8000余篇，是一部談古論今、諫諍資治的百家言錄，為后世總結和提供歷史經(jīng)驗教訓。元代蘇天爵所編《國朝名臣事略》、宋代杜大珪所編《名臣碑傳琬琰集》都是廣泛搜集名臣的墓碑、行狀等材料，專門記載名臣事跡的“人物志”。南宋理學大家朱熹等人編纂的《宋名臣言行錄》，匯集了散見于文集、筆記中的宋代重要人物事跡，對人物善惡事跡皆予記載，旨在為后世提供借鑒。

　　“以史為鏡，可以知興衰；以人為鏡，可以知得失?！睆倪@些名垂青史的清流名臣身上，我們可以看出，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不是簡單的個人修養(yǎng)問題，而是關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(xiàn)代化的戰(zhàn)略問題。

　　來源：“道中華”微信公眾號

　　作者：孔新峰 王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