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7月12日，由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所謂“南海仲裁案”仲裁庭作出“裁決”，全面否定了中國在南海的海洋權益主張。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在次日舉行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(fā)布會上明確指出，所謂“裁決”，不過是一張“廢紙”。

　　十年過去了，南海局勢的發(fā)展演變充分印證了這一論斷的前瞻性。作為一項和平解決爭端的法律方法，仲裁及其“裁決”不僅未能實現(xiàn)解決爭端的目的，反而成為部分南海聲索國推進單邊主張、某些域外勢力干預南海事務的重要工具。

　　十年來，在南海發(fā)生的事實表明，所謂“裁決”持續(xù)侵蝕南海域內(nèi)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，阻礙地區(qū)合作進程，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南海局勢緊張，成為影響地區(qū)和平穩(wěn)定的重要負面因素。

　　十年印證：“廢紙”從未解爭端

　　1982年《聯(lián)合國海洋法公約》(以下簡稱《公約》)規(guī)定了包括談判、調(diào)停、和解、仲裁和司法解決在內(nèi)的多種爭端解決方式，其基本精神與《聯(lián)合國憲章》第33條一脈相承，即優(yōu)先通過談判等外交方法解決爭端。仲裁作為《公約》強制爭端解決機制并非處理爭端的首選方法，而是必須在有關當事方已經(jīng)訴諸談判等非強制性爭端解決方法仍無法解決爭端的情形下，才能使用。

　　然而，在“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”、“南海部分島礁的法律地位”等核心問題上，菲律賓當局從未與中國政府進行充分、實質(zhì)性的意見交換，更遑論開展系統(tǒng)性的談判。在此背景下，菲律賓于2013年1月越過《公約》規(guī)定的前置程序而直接提起仲裁，本身就不符合《公約》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隨后組建的“南海仲裁案”仲裁庭，在管轄權和可受理性問題上的認定，自作出之日起便遭到中外國際法學者的批評。仲裁庭通過人為拆分爭端、回避主權問題、擴大自身權限等方式，將本不應屬于其管轄范圍的事項納入裁斷范圍，而其在2016年7月12日作出的實體問題“裁決”，也存在諸多重大法理瑕疵。因此，中國政府明確指出該“裁決”非法無效且不具拘束力。過去十年來，諸多中外國際法學者也對“裁決”的重大法理瑕疵，提出了嚴肅的質(zhì)疑和批判。

　　從更廣泛的國際法治視角看，“南海仲裁案”對《公約》爭端解決機制造成了深遠負面影響。原本旨在促進和平解決爭端的仲裁程序，卻因仲裁庭的越權擴張而在國際社會引發(fā)廣泛爭議，不僅削弱了包括中國在內(nèi)的諸多國家對《公約》強制爭端解決機制的信任，也對國際海洋法律秩序的穩(wěn)定性造成沖擊。

　　十年來的實踐已經(jīng)給出明確答案：所謂“裁決”既沒有解決爭端，也沒有帶來南海地區(qū)的和平和穩(wěn)定。對于南海爭端而言，它無疑是一張無法兌現(xiàn)解決爭端目的的廢紙。

　　流毒甚廣：非法“裁決”侵蝕和平

　　盡管所謂“裁決”未能真正解決任何實質(zhì)問題，但其負面影響卻在過去十年時間里持續(xù)發(fā)酵。其惡劣影響，主要體現(xiàn)在以下五個方面：

　　首先，部分南海聲索國借助“裁決”結論推進單邊海洋主張。由于“裁決”全面否定了中國在黃巖島和南沙群島相關海域的海洋權益主張，周邊聲索國便以此為依據(jù)，向聯(lián)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外大陸架劃界案。2019年，馬來西亞提交涉及南海北部海域的外大陸架案；2024年，菲律賓和越南又分別提交外大陸架申請。這些國家的單方面行動，不僅無助于解決南海海洋權利爭端，反而使爭端進一步復雜化。

　　其次，“裁決”的部分錯誤觀點正在通過國際司法和仲裁實踐不斷擴散。近十年以來，國際法院、國際海洋法法庭以及常設仲裁法院的多個判例中，出現(xiàn)對“裁決”的引用。這些引用雖然并不必然意味著這些機構對“裁決”結論的認可，卻在客觀上擴大了相關錯誤認知的傳播范圍。

　　第三，“裁決”對國際法學界產(chǎn)生持續(xù)影響。近十年來，西方國家出版的大量國際法、海洋法和國際爭端解決教科書、專著和學術論文，頻繁將“裁決”作為研究對象，其中不少內(nèi)容直接引用或接受其結論。隨著這些教材進入歐美乃至東南亞各國的高校課堂和實務部門，其錯誤認知不斷向國際法學界和國際法律實務界擴散，形成一定程度的“認知固化”。

　　第四，菲律賓通過國內(nèi)立法方式，鞏固“裁決”的所謂“勝果”。菲律賓在2024年11月實施的“海洋區(qū)域法”和“群島海道法”，均以所謂“裁決”為重要依據(jù)，將非法領土海洋主張轉化為國內(nèi)法律規(guī)范，并進一步向國際社會宣傳其所謂“合法性”。這種做法不僅嚴重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，也增加了中菲之間未來通過談判解決南海問題的難度。

　　第五，“裁決”加劇了南海問題國際化、陣營化趨勢。自“裁決”作出以來，一些域外國家不斷將其包裝成所謂“國際規(guī)則”和“國際海洋法律秩序”的象征，并借此強化對南海事務的介入。原本屬于地區(qū)國家之間的爭端，被不斷外溢為地緣政治競爭議題，導致有關國家自主協(xié)商解決問題的空間受到蠶食和擠壓。《南海各方行為宣言》落實受到直接和不可逆的影響，“南海行為準則”磋商也因此面臨更多干擾因素而遲遲無法有效推進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所謂“裁決”持續(xù)釋放負面政治和戰(zhàn)略影響。只要這一非法“裁決”繼續(xù)被周邊個別國家和域外勢力利用，其消極影響仍將長期存在。

　　爭端何解：回歸對話協(xié)商是正道

　　2016年7月13日，也就是所謂“裁決”作出的次日，中國政府發(fā)布《中國堅持通過談判解決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的有關爭議》白皮書，再次鄭重闡明通過談判協(xié)商解決爭議的立場。

　　十年后的今天，事實再次證明，中國倡導的雙邊談判和協(xié)商解決，才是處理南海問題最現(xiàn)實、最有效、最符合國際法精神的正確道路。

　　從國際法原則來看，談判協(xié)商始終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首要方式?！堵?lián)合國憲章》第33條將談判列為解決國際爭端的第一種方式，《公約》爭端解決機制的條款安排，也意味著仲裁等強制爭端解決方法只是作為外交方法的補充性手段，而非替代當事國通過雙邊談判解決爭端的萬能方案。

　　對于涉及領土主權、海域劃界以及歷史性權利等高度敏感的南海爭端而言，更不存在能夠脫離各當事國意愿而強行訴諸的“唯一解決方案”。

　　回顧過去十年，菲所謂“裁決”沒有為南海帶來穩(wěn)定，也沒有解決任何爭端；沒有增進南海周邊國家之間的互信，也沒有促進合作。相反，它留下的負面效應至今仍在影響南海局勢。十年實踐已經(jīng)給出了最有說服力的答案：所謂“裁決”無非是一張無法解決南海爭端的廢紙，而中菲之間的對話協(xié)商、合作共贏才是維護南海地區(qū)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。

　　(本文在中新網(wǎng)“國際識局”欄目刊發(fā)，作者包毅楠系華陽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，曹群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，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，供讀者參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