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27日，日本參議院全體會議上出現(xiàn)了值得警惕的一幕：時任數(shù)字大臣松本尚的國會答辯稿，由政務AI系統(tǒng)“源內”起草，經工作人員核驗與本人審定后正式提交。所謂“源內”，是日本政府耗資44億日元、面向公職人員開放的生成式AI大模型，表面是“提升行政效率的數(shù)字化系統(tǒng)”，實質卻是日本右翼推進歷史修正主義的新型認知戰(zhàn)武器?！霸磧取睂v史修正主義從輿論宣傳升級為算法系統(tǒng)，正在制造具有政府印記的“高權威污染源”。

　　“源內”項目由日本數(shù)字廳主導，2025年在數(shù)字廳啟動試點，2026年向約18萬名公職人員開放，政府計劃自2027年度起全面投入使用。該系統(tǒng)接入美國Anthropic公司的Claude閉源大模型，同時搭建專屬檢索語料庫，匯集約1800萬頁日本政府檔案，涵蓋內閣決議、國會記錄、政策白皮書與官報等。整套系統(tǒng)的核心功能，是輔助公務人員起草公文、翻譯文本，并重點研發(fā)國會答辯稿自動撰寫功能。在官方對外宣傳的話語中，它似乎只是簡化政務流程的工具；但語料庫刻意設置的時間邊界頗為耐人尋味。官方數(shù)據采集起點鎖定為1947年5月，即日本現(xiàn)行《和平憲法》生效之日。

　　1947年這個時間節(jié)點，絕非技術篩選的偶然選擇，而是一次精心設計的“算法剪裁”。以此為界，甲午戰(zhàn)爭、日本侵華戰(zhàn)爭、殖民朝鮮半島、偷襲珍珠港等一系列侵略史實，《終戰(zhàn)詔書》、東京審判判決書等奠定戰(zhàn)后國際秩序的核心法理史料，被排除在基準語料之外。在這套AI系統(tǒng)的知識框架內，日本的敘事起點不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的戰(zhàn)敗國、戰(zhàn)爭罪責的承擔者，而是一個自1947年誕生的“和平國家”。當公職人員利用“源內”查詢、撰寫涉及近代戰(zhàn)爭史、領土爭端的文稿時，模型只能調取戰(zhàn)后日本政府持續(xù)調整、日益右傾化的官方文本，缺少戰(zhàn)爭罪行原始檔案作為事實約束。AI本身不具備歷史判斷力，只會忠實復刻語料中的敘事邏輯，語料被人為裁剪，輸出的歷史認知自然隨之扭曲。

　　風險還來自底層模型與政治力量的雙重疊加。“源內”沒有采用日本自研的底層大模型，而是接入Claude系列。該企業(yè)明確將中國列為“敵對國家”，當一個帶有明確對華偏見的閉源模型，與一個刻意排除侵略歷史記錄的檢索庫相結合，生成內容勢必將持續(xù)復現(xiàn)當前日本政府的口徑，而不會自動校正歷史爭議。與此同時，高市早苗將“源內”納入日本國家級AI戰(zhàn)略，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、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小野田紀美等日本右翼勢力也參與其中。這意味著，釣魚島主權問題的錯誤主張、涉臺不當言論、淡化侵略歷史的各類表述，都有可能被作為官方正式語料納入系統(tǒng)檢索素材。裁剪歷史的語料庫疊加帶有地緣偏見的大模型，“源內”將輸出帶有怎樣的歷史觀的文本，這不難想像。

　　而其危害的更深層邏輯還在于“權威污染”的連鎖反應?！霸磧取北粡V泛用于政府行政業(yè)務，其輸出內容將進入政府報告、白皮書、政策文件等公開資料，已有日本大臣承認國會答辯稿由“源內”生成。這些打著“官方”標簽的AI輸出，將被全球數(shù)據集抓取，被其他大模型當作“高可信度”來源加以內化。一個借助新科技歪曲歷史和現(xiàn)實的惡性循環(huán)由此形成。有問題的歷史教科書影響的可能是一代人，而帶有明顯日本右翼基因的“源內”，污染的則是全球AI數(shù)據生態(tài)。

　　這是日本右翼“歷史修正主義”借助信息科技實現(xiàn)的升級翻新。長期以來，日本右翼一直企圖篡改侵略歷史，修改教科書、參拜靖國神社、散布“歷史虛無論”等是其慣用手法。但這些做法始終面臨一個結構性困境：在公共話語空間中，它們必須與歷史真相正面交鋒。而“源內”提供了一條繞開交鋒的路徑，不是在辯論中獲勝，而是讓需要辯論的對立面從下一代的信息環(huán)境中消失。當AI打著“中立技術”的幌子輸出被刻意歪曲的歷史敘事時，它比任何政客的演講都更具破壞力。國際社會需要對日本的“歷史洗白術”保持高度警惕。

　　作者：陳靜靜 (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