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新社上海7月6日電 題：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為世界治理帶來怎樣的“東風”？

　　——專訪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政治哲學與思想史專業(yè)教授約瑟夫·格雷戈里·馬奧尼

　　作者 高志苗

　　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道路正獲得越來越多的國際關注。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政治哲學與思想史專業(yè)教授、政治學國際研究生項目(IGPP)項目負責人約瑟夫·格雷戈里·馬奧尼(Josef Gregory Mahoney)近日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專訪，從美國學者“閾限”的視角，分享了他對東西方文明邏輯差異、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的建設性力量，以及跨文明對話緊迫性的思考。

　　現(xiàn)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您在中國生活多年，從早期的訪學到如今定居上海，您親身經(jīng)歷的中國發(fā)展與西方主流敘事中的中國形象有何不同？

　　約瑟夫·格雷戈里·馬奧尼：要理解這種差異，首先要理解觀察者所處的位置。我將外國人在中國的體驗分為四種：短期游客、外派精英、“中國迷”，以及我稱之為“閾限者”的狀態(tài)。

　　短期游客只能捕捉浮光掠影；外派精英雖報酬豐厚，卻常生活在封閉的社群里；“中國迷”們則努力學習書法、太極，試圖成為文化上的中國人。而“閾限”的位置則是一種“介于之間”的狀態(tài)——我不再受西方文化中那些荒謬部分的束縛，也不必強迫自己變成中國人。

　　這種解放感讓我找到了哲學上所謂的“視界融合”(Fusion of Horizons)。我不再是從外向內(nèi)的窺探，而是能將不同視角重疊，獲得更深層的理解。我像普通的中國人一樣生活，這些日常的經(jīng)歷是我理解中國治理邏輯的鑰匙。

　　西方許多人難以理解中國，表面上看是由于文化傲慢——對中國既有恐懼又缺乏真正的尊重。但更深層的原因在于文化邏輯的根本分野：如果用一個詞概括西方哲學，是“或”(or)的沖突邏輯；而中國哲學的內(nèi)核是“和”(and)的統(tǒng)一邏輯。西方辯證法總是“非此即彼”的“零和博弈”，而中國的“陰陽”觀念驅(qū)動著對立與統(tǒng)一。如何讓公有與私營協(xié)作？如何實現(xiàn)“一國兩制”？如何推動多極世界？這些都是“和”的智慧。如果思維底層代碼是“或”，就無法真正理解一個包容差異的世界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您曾表示中國是“全球發(fā)展的建設性推動者”，如何理解您這一概念？您認為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給全球治理帶來了怎樣的“東風”？

　　約瑟夫·格雷戈里·馬奧尼：這一理解源自我個人對美國體制的失望與覺醒。

　　我成長于亞拉巴馬州，我深愛那里的人民，但也目睹了無知、種族主義和系統(tǒng)性壓迫。我曾在金融、銀行、政府、學術界工作，結(jié)果發(fā)現(xiàn)每個系統(tǒng)都存在腐敗。我開始意識到，我曾被教導的“真理”背后往往是對人的剝削與傷害。

　　這是一場辯證的旅程：當你意識到舊意識形態(tài)的荒謬，就會開始尋找替代方案——一種不依賴帝國主義、殖民主義、債務奴役和侵略戰(zhàn)爭的發(fā)展模式。

　　中國擁有強大的建設能力。中國的建設性體現(xiàn)在共建“一帶一路”的共贏方案、與“全球南方”的團結(jié)、對氣候變化的領導力以及綠色創(chuàng)新上。它證明了發(fā)展可以走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不僅證明了替代方案的存在，還愿意幫助其他國家走上這條道路。

　　中國給世界治理帶來的“東風”，核心在于提供了一種新的“操作系統(tǒng)”和底線思維。首先，中國理解了兩件美國拒絕承認的常識：第一，在世界正面臨的氣候危機中，“全球南方”首當其沖；第二，緩解危機的唯一途徑是合作。當美國退出《巴黎協(xié)定》時，中國在綠色轉(zhuǎn)型上的投入是戰(zhàn)略性的、真實的。

　　其次，中國提供了一種歷史上稀缺的“自我設限”的治理智慧。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擁有更多的陸地和海上鄰國。中國在千年前就認識到，治理能力存在文化、語言和地理的邊界，強行擴張只會損害系統(tǒng)本身。西方從亞歷山大帝國到大英帝國再到美國，總是在占據(jù)上風時過度擴張直至衰退。而中國很早就明白：我們的做法只適合我們和其他愿意接受的人們，但若強加于人，不僅會失敗，還會反噬自身。這種不強加于人的“文明互鑒”態(tài)度，正是當今全球治理最稀缺的公共產(chǎn)品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您將當前國際格局比作西方霸權(quán)的“春秋時期”，并擔憂進入“戰(zhàn)國時期”。如何通過有效的東西方對話實現(xiàn)更好的發(fā)展？

　　約瑟夫·格雷戈里·馬奧尼：我們正處在一個多重“奇點”交匯的時刻：氣候變化奇點、技術革命奇點、地區(qū)沖突奇點同時爆發(fā)。時空壓縮意味著過去需要百年演變的進程，現(xiàn)在可能一兩年就會達到臨界點。這既是巨大的風險，也蘊含著加速覺醒的機遇。

　　對話是必要的，但真正的理解往往來自舊體系的失敗。在西方的很多國家，可能只有當社會系統(tǒng)出現(xiàn)無法掩蓋的崩潰時，人們才會真正反思并開始將中國視為可信的替代方案。

　　在這一點上，年輕一代可能走得更快，他們的意識形態(tài)包袱更輕。在現(xiàn)代時期，很少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善于向其他文明學習，同時又保存和發(fā)展自身文明。中國這種“既學習又獨立”的經(jīng)驗，證明了分享智慧的價值。如果拒絕加入真誠的東西方對話，就是堅持無知和誤解，只會在充滿偏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。(完)

　　受訪者簡介：

　　約瑟夫·格雷戈里·馬奧尼(Josef Gregory Mahoney)，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政治哲學與思想史專業(yè)教授、政治學國際研究生項目(IGPP)項目負責人，東南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(fā)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。在學術服務方面，馬奧尼系美國《中國政治學刊》助理編輯、《復旦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論叢》編輯及《文藝理論研究》副編輯，并長期擔任《北京周報》專欄作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