東西問丨短評：東京審判為何關乎今天？

2026年05月03日 16:09　來源：中國新聞網(wǎng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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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新社北京5月3日電題：東京審判為何關乎今天？

　　中新社記者韓禹

　　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之際，首批調查南京大屠殺的國際檢察局成員大衛(wèi)·納爾遜·薩頓的珍貴檔案，于4月29日正式入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。次日，東京審判庭審記錄中文譯本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·全譯本》發(fā)布。

4月30日，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·全譯本》舉行首發(fā)式。央視新聞

　　兩份重要檔案的新聞提醒著人們，東京審判仍關乎今天，警醒世人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師。

　　薩頓1946年隨國際檢察團來華，專責調查日軍在華戰(zhàn)爭罪行，尤其搜集南京大屠殺相關證據(jù)。他留下的日記、報告等材料，串聯(lián)起檢方對侵華日軍暴行證據(jù)的梳理過程，是還原東京審判細節(jié)的重要素材，確鑿證據(jù)。

　　1946年至1948年，在日本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——即“東京審判”——以國際司法形式確認了日本侵略戰(zhàn)爭罪責。11國法官、818次開庭、419名證人出庭、4336件證據(jù)、4.8萬余頁庭審記錄，最終25名被告被判有罪，東條英機等7人被判處絞刑。庭審中，南京大屠殺是專案審理的重要罪行，判決書以兩個專章的篇幅、基于大量證據(jù)作出判定，并判處松井石根等主要責任人死刑。

　　東京審判留下了許多未竟之處，但并不影響其固有的歷史意義——它超越法律體系和文化背景，捍衛(wèi)事實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，成為戰(zhàn)后國際政治規(guī)則和國際法原則的重要基礎、一系列重大規(guī)則和國際法的根基。

4月29日，江蘇南京，“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(fā)言”——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中外交流活動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。圖為與會的中外人士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獻花。中新社記者泱波攝

　　戰(zhàn)后日本重建的重要基礎，正是基于東京審判對侵略歷史的認識、對國際司法的尊重、對和平責任的承擔。日本《朝日新聞》在審判期間刊文表示“東京審判是對我們過去罪過的鞭笞”；東京審判辯護律師之一戒能通孝，在了解日軍罪行后，支持戰(zhàn)爭審判；學界也呼吁日本國民正視審判、反省戰(zhàn)爭。戰(zhàn)后初期的日本，一度形成反思侵略的社會潮流，以憲法規(guī)定放棄以戰(zhàn)爭和武力解決國際爭端，并逐步形成“專守防衛(wèi)”原則，為日本戰(zhàn)后重建和平社會打下基礎。

　　然而，日本部分勢力非但沒有深刻反思，反而頻頻試圖蠶食和否定東京審判結果。1952年日本主權恢復，國內(nèi)就有聲音要求釋放戰(zhàn)犯，甚至竭力推動眾議院通過相關決議。20世紀80年代，右翼勢力鼓吹“克服東京審判史觀”，2013年安倍晉三更是在首相任上公開質疑東京審判。

　　2026年，日本政治上加速右轉，在軍事領域動作頻頻，接連越線挑釁：自衛(wèi)隊艦艇進入臺灣海峽；參加菲律賓、美國主導的聯(lián)合軍演；放松武器出口限制，推進遠程打擊能力建設，并以創(chuàng)紀錄的防衛(wèi)預算支撐軍事擴張。日本正在突破戰(zhàn)后和平路線和“專守防衛(wèi)”原則，企圖重新把軍事力量作為國際關系的工具，成為影響區(qū)域和平的重要因素，是值得東北亞乃至世界密切關注的危險信號。

　　事實證據(jù)確鑿，不容翻案；歷史殷鑒不遠，重蹈必敗。日本在戰(zhàn)爭罪責問題上態(tài)度快速倒退、軍事上不斷冒進挑釁，是對歷史的極不負責、對本國國民命運的極不負責、對地區(qū)安全的極不負責、對世界和平發(fā)展的極不負責。此種盲目輕率的舉動，不但難以撼動國際體系的關鍵支柱，而且必將自己撞個頭破血流。玩火者必自焚，前車可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