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實在我看來，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下，討論這個問題有一點奢侈，因為它并非是安樂死所要面臨的首要問題。因為近些年來的實踐表明，任何一個初衷給人的感覺還很不錯的立法，在一個道德失范的環(huán)境里，都免不了異化和扭曲，所以我真正關心的問題是，假如有朝一日，中國人有了安樂死的權利，那么我們能不能防止其中存在的道德風險？
中國有句老話“人死如燈滅”，人一死，也就萬事皆空，他就不必也不能去爭取什么利益了。但一個人的死，有可能會成為另一批人(往往是死者最親近的一批人)獲取利益的機會：他們也許急于占有他的遺產，也許是為了一筆高額的保險賠償，也許不愿繼續(xù)支付昂貴的醫(yī)療費用，也許對長時間的看護感到厭倦……甚至，我們還可以做一個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假定：也許他們想用他身上某一個健康的器官，在黑市上賣一個高價！
這些動機都有可能把詩意的、擺脫痛苦的安樂死，變成一場蓄意制造的謀殺。
那么，我們能不能為安樂死設置一個嚴格的程序，來防范這種道德風險呢？我看很難。比如安樂死當然首先必須是當事人的自由意志，但經驗告訴我們，一個絕癥患者在病重之際，他也許還有清醒的意識，但已經很難清楚表達自己的意愿，這時他的意愿通常是通過對他“最了解”的家人來表述，這樣的表述是否就是他的真實意愿？一個人在健康時也許支持安樂死，并明確表示有一天愿意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生命，但如果他在病到無法清楚表達自己觀點時改變主意了呢？在醫(yī)院里長時間與危重病人接觸過的人都知道，許多人越到病重其求生的欲望越強烈，這是一種普遍現象，也許是人的本能吧。
那么，再加一個程序，比方說要有兩個醫(yī)生證明，還要有公證人員在場。但在經歷了醫(yī)療產業(yè)化的洗禮之后，我們已經不敢再對“白衣天使”的道德操守抱過高的期待了，實際上，現在的社會公眾更認為他們是一些需要被嚴格監(jiān)督的人。至于公證人員，算了吧，“西安寶馬彩票案”證明，你只要有錢，他們可以為你做任何你需要的公證———這一點已經無須再做任何公證。
在社會的信任沒有恢復之前，就讓安樂死的議案先安樂死吧！這是最穩(wěn)妥的，也許會增加那些像李燕這樣的絕癥女孩的痛苦，但絕對可以減少許多兇殘無恥的謀殺，可以讓我們生活得更安全一些。 (文/鄔鳳英）
